苏拉王平带领的队伍是2019年全球第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攀登过程中，他正在祈祷。 （受访者供图/图）

  过去那座是线日，作为民间登山队长，苏拉王平带领一支队伍从成都出发到尼泊尔，历经四十多天攀登，于5月15日全员登顶并安全返回，成为当年全球第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

  另一座珠峰更现实而复杂——他想把攀登珠峰的过程拍成纪录片，推上院线。苏拉王平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人，出生在三奥雪山脚下，70后。雪山上看过的美景那么多，苏拉王平很可惜没能把它们记录下来。

  登顶珠峰是苏拉王平萦绕心间最深的渴望。他的手机号和车牌号用了十几年，后四位都是同一个数字，8848。为了拍纪录片，他自掏腰包，注册影视公司，用5年时间培养了一批高山摄影师——他们和苏拉王平一样是从山里来的藏族小伙子，熟悉雪山，体能过人，除了当登山向导，还要回家务农，挖虫草。

  希拉里台阶是接近珠峰峰顶几近垂直的岩石山壁，2019年曾发生“大堵车”，多人遇难。 （受访者供图/图）

  根据喜马拉雅数据库记录，截至2020年，中国共有570余人成功登顶珠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近距离见过她的美。苏拉王平的珠峰之行是一次双重任务——一方面，登顶计划本身离死神很近，充满未知；另一方面，要用镜头记录下全过程。

  这些藏族小伙朴实，线以上，常年的高原日晒，让皮肤黝黑粗糙，笑起来露出白牙。他们最熟悉的就是雪山。海拔七八千米以上，很多登山队员都是空手，高山摄影师却要负重七八十斤，背着摄像器材和大量电池，边走边停下拍摄。

  登顶成功后，这批藏族高山摄影师带回21个小时有效素材。大量珍贵画面一一展开——状似迷宫的昆布冰川，近乎垂直的险境洛子壁，刀脊一般的希拉里台阶，导演吴曦和团队据此剪辑出纪录片《珠峰队长》，2022年7月2日上映。

  这是中国首部在8470.2米以上最高海拔完成无人机起飞航拍的珠峰纪录片，也是少见的对珠峰每个关键节点都进行了航拍的作品。受尼泊尔当地政策限制，“我们经过了各种努力，花了很多钱，拿到了尼泊尔当年唯一的航拍许可。”吴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因为不是登山队员，无法在现场参与拍摄，吴曦第一次审片时，才在大银幕上感受到珠峰展现在眼前的震撼效果。然而，国内纪录片市场小众，户外探险类更是如此，为筹钱，苏拉王平抵押了公司办公室，对于他来说，这又是另一座涉险攀登的珠峰。

  加德满都四处是信仰的味道，雪山，唐卡，经幡。直升机抵达卢卡拉机场后，苏拉王平一行人的第一个项目是EBC——这是从卢卡拉到珠峰大本营的经典徒步路线天，目的是让队员适应海拔。他们拜访了沿途最大的寺院，期望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安全回家。

  这支队伍共有15人，除了7名身兼高山协作和高山摄影双重职能的队员，其余8名都是5年以上登龄的民间登山爱好者。他们都是普通人，有朝九晚五的职业女性，也有无法忘却雪山之美的30岁爸爸。52岁的车夫（化名）来自甘肃，是位国企员工。

  攀登珠峰所需费用不菲，南坡35万一人，车夫不算宽裕，为此卖了间小店，还借了钱。身边人不理解，甚至担心他一去不返，钱得靠家人还。但车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登山十年，享受一次次登顶后的自我肯定。

  珠穆朗玛是世界最高峰，也是攀登者内心最终极的渴望。苏拉王平和登山打了21年交道，他出生在三奥雪山脚下的八家寨，全村只有8户人家。从小放牛羊、挖草药，山里没有学校，他9岁被父亲带去县城上学，直到中专毕业。2001年，一批专业攀登者来到三奥雪山，读过书的苏拉王平成为向导，第一次领会登山的魅力。

  他后来成立了一支民间登山队，培养了56名具有高山向导从业资质的藏族协作队员，他们有人已在都江堰买房，开上越野车。但苏拉王平心里一直有层暗影，他从未去过珠峰，每年登顶窗口期，朋友圈里有人去了，心都会扎一下。

  加入别的队伍去意义不大，他更渴望自己带队去。2019年4月，苏拉王平筹备好一切。出发前一晚的深夜12点，他拉妻子坐下，如果出了事，公司和家里的各种手续还要她去解决。说到“保险”二字，妻子终于情绪爆发，大哭起来。

  苏拉王平承认自私，“不交待我不放心，但交待她也不接受”。每年的登顶窗口期，他都拿着地图、照片研究珠峰。不去会留下永远的遗憾。第二天，拍摄团队在公园试器材，他请同伴拍了全家福，照片上是他、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他冲洗出来，贴身放进衣服。

  EBC线路上，苏拉王平的队伍途经一片墓碑，“可能有上百座”，他们都留在了雪山上。其中一座是中国人的墓碑，上面9个人，苏拉王平认识6个，还有一位是他的前辈好友。他爱抽烟，苏拉王平找旁人借了三根，在墓碑前安静点燃。

  穿过昆布冰川需要几小时，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冰裂缝，苏拉王平非常忐忑。 （受访者供图/图）

  第一道难关是有“恐怖冰川”之称的昆布冰川，沟壑纵横，“走进去的那一刻，我心里还是特别忐忑。这么多人，要在这里穿行几个小时，处处都是风险。”苏拉王平说。在深不可测的冰裂缝上，他们搭上一道铁梯，队伍用脚底穿的冰爪，卡在梯子上，小心翼翼走过去。

  “最危险的是，气温升高了以后，太阳照下来，有些冰会化，楼一样高的冰会直接打下来，冰崩把人埋在下面的话，这个人就永远出不来了。”吴曦说。

  在8000米以上的“死亡区”冲刺时，不知是不是心里烦躁，队员刘萍做了一个下意识动作，把羽绒服拉链往下拉了拉。当她意识到冷，想把拉链再往上拉回去的时候，就发现拉不动了。因为吸氧时，呼出的水汽掉下来，拉链结成了冰。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失温和心脏骤停的危险，好在最后无事。

  那时，吉林长春的女队员张杨缺氧不舒服，氧气瓶却坏了，她眼前一片黑，满脑子就一个想法：如果这么硬挺着走，也许就下不来了，变成珠峰在这一高度的路标。她正在想着，协作队员特别激动地拍她的肩膀，“你运气太好了，修好了。”

  他们是训练有素的登山队员，体能和技术不成问题，危险更多来自未知。在陡峭的洛子壁攀爬时，他们在一条绳子上，人与人之间距离不到10米。突然，一个声音飞速从苏拉王平耳边擦过，他转头一看，像电视机一样大的石头滚了下去。“一旦被砸中，肯定是粉身碎骨。”

  他抬头往上看，担心更多冰石掉下来，雪山上却有大雾，能见度很低。那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我一旦被砸中，整个团队只能全军覆没了，大家只能放弃攀登，怎么回国，家里人怎么办，都是大问题。”

  但苏拉王平对生死已形成一套哲学。一方面，他心里很清楚，登珠峰有风险，年年都会死人，但他们这种人，“想去超过了怕死”。另一方面，自然面前，人真的很小。他从不用“征服”或“挑战”这样的字眼，而是“接纳”。只有敬畏自然，它才会接纳你。

  苏拉王平团队最大的特色是培养了一批高山摄影师。国外有大量优秀的户外探险影片，比如2018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徒手攀岩》，拍摄团队全部是专业的攀岩者。但在中国，高山摄影还是相对稀缺的工种。

  《珠峰队长》的许多高山摄影师性格内向，有的汉语也不太流利，不太会主动引导队员的采访，抓拍人物互动并非他们所长。这个缺点能够最终靠紧凑的剪辑节奏抹掉。吴曦觉得这侧面反映出他们的淳朴善良，“他们非常单纯，非常害羞”。

  吴曦说，要成为高山摄影师，需具备登山技能和体能。这些藏族协作队员本身有适应高海拔的能力，“培训他们的摄影知识，比把摄影师拉来培训高山技巧要容易一些”。

  他们花了5年时间，从50名登山协作队员中挑选了30名进行初步培训，又从中挑选了10人进行针对训练。培训时间很紧张，要避开他们采虫草、放牦牛的农忙时节。

  吴曦见过这些高山摄影师的手，手掌比常人大，皮肤更硬。这是常年劳作和高海拔拍摄的暴露所致。

  登顶那天，温度是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因为要拍摄，他们得把手套取下来暴露几分钟。常人如果这样，手会冻伤，“但我们的高山摄影师能做到，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出发前，吴曦原本非常担心他们。既要拍摄，又要照顾队员，可能难以兼顾，导致队员出现安全问题，或是过多关注队员，又无法尽全力拍到想要的内容。“但是最后发现，他们非常认真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有时为了拍摄角度，他们会取掉防护设备。希拉里台阶很窄，为了把画面拍全，会后退到悬崖边，“如果脚踩不稳，或者遇到一个冰盖住的假体，他一旦踩上去，就直接掉下去了。”吴曦说。

  苏拉王平也认为高山摄影师是最危险的。“他真的投入进去以后，从构图和怎么让镜头说话的角度去（思考），很多时候会忘记脚下安全。”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生死之交，“出事不得了，我回去怎么面对他的家人，是我带出来的人，所以我的压力特别大”。

  这些藏族协作员很少有机会读书。教他们摄影时，吴曦通常注重实操，因为理论知识更难听懂。但吴曦发现，身处自然，与自然的美学发生共振后，他们的拍摄带来了很大惊喜。

  比如负责航拍的罗日甲，常规的航拍只是拉近拉远，但是罗日甲会找到特殊的角度。拍雀儿山时，镜头垂直沿着冰壁，高速贴近地飞了上去，攀爬冰壁的陡峭感更显强烈，“就产生了一种紧张感，好莱坞大片感觉”。

  24岁的蒋杨是全队年龄最小的协作队员，吴曦给他的是微单，让他拍特写和慢镜头。徒步的时候经过索桥，人和马匹在上面行走，蒋杨却将画面中的大范围对准了索桥上风中摇曳的经幡。

  这个具有电影质感的镜头让吴曦印象非常深刻，宗教的神秘感和仪式感呼之欲出，“那种对生命的郑重感就出来了”。

  登顶成功后，高山摄影师阿基拿出事前准备的白色哈达，系在峰顶，感谢珠峰的接纳。 （受访者供图/图）

  攀登珠峰的过程中，苏拉王平每晚都会失眠。他是队长，要负责每一个队员和高山摄影师的安全。有一晚在珠峰大本营，他梦见自己摔死了，听见小女儿叫爸爸，很伤心的声音。醒来坐在床边，帐篷外的绳子被风吹得呜呜响。

  那晚他没再睡着。出发前有一天晚上，他问小女儿，如果爸爸去登山，始终没回来怎么办？她说，到时候我和妈妈、姐姐到山下去叫你们，一直等你回来。他听了以后说，“我一定爬都要爬回来”。

  2019年5月初，正式冲顶前，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波折。受喜马拉雅山脉气候影响，他们原计划的冲顶窗口期被打乱。如果想在15日冲顶，修路队可能还没把路修好。队员刘萍说，在不确定中度日，任何一个人都很烦躁，几个队员商量想下山等候。

  但苏拉王平拒绝了，他果断决定，还是按照原定时间登顶。2019年是有史以来攀登珠峰人数最多的一年，如果不提前出发，在希拉里台阶百分之百会出现拥堵。后来事实上，苏拉王平对窗口期的预判和提前登顶的决策是正确的。2019年，珠峰8000米以上“死亡区”多次发生“大堵车”，截至当年5月28日，共有14人死亡，曾在一天内就有3人遇难。

  5月15日，苏拉王平的登山队全员登顶珠峰。“天亮以后，你发现你在世界之巅，你感觉都看得见地球的圆心，远远看见地平线发亮，太阳从这里升起来，那一刻景色确实很漂亮。”苏拉王平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

  他们把氧气罩摘下来，唱了黑水县歌《纳里西莫》。苏拉王平拿出全家福，车夫拿出女儿的照片，在世界之巅留影。一个叫小溪的女队员，声嘶力竭地喊，妈，我现在在离你最近的地方，我好想你啊。

  回程时苏拉王平才得知，小溪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回到大本营那天刚好是她母亲的一百天忌日。

  车夫觉得登顶珠峰的过程像一个筛子，他的思索在不断被过滤，过去的许多烦恼和忧愁都不再重要，名利也不再重要，因为濒临过生死边缘，身边微小的温暖和善意变得更珍贵。

  吴曦记得，见到苏拉王平回来那一刻，他的变化实在太大。“去的时候白白胖胖，回来瘦了二十多斤，整个人状态很憔悴，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最后冲顶那天，因为24小时都在山上，晚上回到营地倒头就睡，没有通卫星电话，山下传出他们出事的消息，甚至传到了中国的山友圈。苏拉王平的家人近乎崩溃。那天妻子来接他时，大家在一旁怂恿，抱一个，他们腼腆地抱了抱。

  攀登时拍摄的素材，装在两块硬盘里。苏拉王平担心弄丢，直接背到了珠峰顶上。下山后，却发现因为低温和气压等缘故，硬盘发生损坏。他们送去重庆修复，最终抢救回来了90%以上的素材。

  三年来，苏拉王平自掏腰包制作纪录片《珠峰队长》。很多人劝他，电影是他全然不懂的领域，这么多年挣的都是雪山上的血汗钱，到最后会砸锅卖铁，倾家荡产。疫情以来，登山旅游业备受打击，他把钱用到了电影上，更是雪上加霜。

  苏拉王平坦言，电影这座珠峰，比真正登珠峰更难——至少后者他更有底。三年来，他在北京见过15家影视公司，许多人说话天花乱坠，但他觉得有点变味。他对吴曦说，我们仍旧是自己做一部不会让登山户外人骂的片子，“至少让大家认为真实”。

  “这个珠峰我不需要过多的担心我会死在那里，我不用为别人的生命负责。大不了我可能会倾家荡产。”他的态度十分豁达，“不行再来嘛”“能够回本，我就阿弥陀佛”。

  吴曦觉得这些记录有史料价值，它的拍摄难度极高，使得画面本身弥足珍贵。“我们大家都知道珠峰的环境在变化，过几年再拍这一个地区，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现在可能会面临着一些亏钱的事情，这是很现实的，当然我没有想过要挣钱。”苏拉王平相信，等他老了，这部片子一定还有很多人看，“因为很难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来做这个事情。只要想了解珠峰，以后一直会有人看”。

  “第一次拉练，第二次拉练，少一个环节都不行，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才有机会登顶珠峰，登到顶峰。”苏拉王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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