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博物馆是一家民间非盈利性公益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自2008年5月1日成立以来，博物馆接待社会各界公众参观来访累计超过50000人次。

  然而现在，博物馆正面临着资金运作上的困难。为了让这座打工者的博物馆保留下来，7月起我们发起了一项众筹，目前众筹仍在继续。我们大家都希望各位能在99公益日期间（9月7日-9日）对众筹项目给予更多支持，您的每一份支持都将促进这个社会的公义。

  从9月6日起我们计划连续刊发四期《打工博物馆里的故事》，每日一期，通过讲述博物馆中记录下的打工者故事，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博物馆的功能和意义，了解新工人这个群体的经历。

  今天的故事关于三位女工，佳俊，丽英和徐芳。故事是作者吕途在访谈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感谢她付出的辛勤劳动。

  公众只要在9月7日-9日每天早上9点开始捐款，腾讯公益和企业都将进行随机配捐，配捐比例为1:1：X（你捐1元，相应地企业也捐1元，腾讯随机捐X元）。先捐先配，配完为止。

  希望各位在99公益日期间多多支持博物馆的众筹项目。这次众筹活动，我们主要有两个目标。

  ① 寻找博物馆长远发展的支持机构。任何个人或单位，如果认同、尊重博物馆的理念，愿意提供场地、经费来长期支持打工博物馆的公益事业，欢迎联系博物馆馆长许多（手机/微信）：

  ② 募集博物馆一年的基本运营经费。9月7日-9日每日上午9点开始，长按下方二维码扫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参与99公益日众筹。▼

  “佳俊高挑、漂亮，非常文静。她不爱说话，但是一旦开口说话，就霹雳吧啦。初次见面会觉得她很文静，一起讨论问题发现她非常率真，深度交流又发现她很有分寸。她靓丽的大眼睛躲藏在黑边眼镜后面，往往只有在近距离的时候才能欣赏到她的清秀端庄。我们两个有两次同住一个房间，都是聊天到后半夜，都记不清楚是谁聊着聊着先睡着了。”——吕途

  佳俊1986年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佳俊出生没有多久父母就去广州打工了，由外公外婆照顾她。佳俊小时候经常生病，3岁的时候差点病死掉了，也不走路、也不吃东西，瘦得不像人样，天天打吊针，半夜还经常突然坐起来做些奇怪的动作。她外公还去请了法师来搞，但是她还是病得奄奄一息的。佳俊的妈妈知道以后连工资都不要了就回来看望女儿，说来神奇，妈妈一回来，佳俊的病就好了。然后，妈妈就又外出打工了。

  佳俊还有一个小她3岁的弟弟，弟弟出生以后跟着父母在广州，而佳俊一直被留在农村老家。弟弟上小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一家团圆的日子，爸妈为了陪弟弟上学都回到了农村老家。在佳俊眼里爸爸很凶，佳俊很怕他；家里就一张床，四个人睡；只要爸爸在家，佳俊就抱着自己的衣服去外婆家睡；村里面的人都说她像乞丐一样的，背着一包衣服就走了。后来，父母又带着弟弟去广州打工了，把佳俊一个人留在家，还有由外婆照顾，外公外婆家很穷，但是佳俊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对佳俊非常好，从来就没因为她是女孩子而让她觉得受到冷落，而且，自己的小命就是他们捡回来的。

  佳俊10岁的时候，外公外婆无力照顾她，她就开始一个人独立生活了，自己买菜、自己洗衣、自己睡觉。外公外婆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家里穷，还要带孙子，年纪也大了，生活太沉重了。上小学三年级的佳俊，孤单地生活着。村子非常偏僻，每天上学单程就要走1个多小时，一天下来，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是3个小时。佳俊是村子里有名的野孩子。佳俊觉得偷别人的东西很爽，见什么偷什么，还带着小伙伴一起去偷；也不清楚自己为何需要那样做，就是觉得那样胡搞特别好玩；路过道边的禾苗，就把那个接了穗的心抽出来，走一路破坏一路；把人家鱼塘的水放干。从来不跟村里人打招呼，也不觉得内疚和自责，只沉浸于去搞破坏。当时佳俊肯定不清楚自己为何有那些行为，现在回忆起来，佳俊逐步理解了，佳俊说：“我做的事情在大人眼里永远是错的，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导致当时内心非常自卑，这样自卑的状态并不会让我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是想办法去发泄。一个女孩、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就完蛋了，真的就是完蛋了。我就感觉自己没自信，总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事情，这一个地区做错了，那个地方做错了。等到自己慢慢开始学会思考了，我觉得，很多事情不一定有对与错的本质区别，所以现在我会放任我女儿一些，我不想让她也变成像我这样子；有些人会觉得我惯坏她了，我真的就是有意识地放任她，希望她胆子大一些，自由成长。”

  佳俊上初三的时候弟弟回到老家上初一，佳俊照顾弟弟和自己，父母继续在广州打工。没过多久，弟弟得了肾病，父母把弟弟接到广州做治疗，佳俊又变成了孤独的一个人。过年了，佳俊去广州和家人团聚。等快开学对时候，父母对佳俊说，弟弟需要在广州养病休息一年，让佳俊一个人回老家继续上学。

  想着一个人在老家的生活，佳俊觉得特别孤单、特别害怕。学校的条件很差，不能洗衣服，没有水池，也没有地方放衣服。别的孩子都是家人把衣服洗好了给孩子换洗，佳俊没有这样的条件。佳俊本来衣服就没有几件，又没有地方洗衣服，经常就没有干净衣服穿了。正是长个子的年纪，佳俊的衣服很快就小了，每天穿着明显短了的衣服裤子上学。学校不能洗澡，家里非常冷，也没有热水，佳俊都不记得自己多久才会洗一次澡。有一次，爸爸从广州回来，到学校来接佳俊，看见闺女邋遢的样子，父女连心，佳俊可以感受到父亲的怜惜和疼爱，从小积累的对爸爸的惧怕和也在那一刻消融了。

  寒假结束了，父母给佳俊准备好了回去上学的费用，而佳俊一言不发，也不动身离开。佳俊并不是不想读书，但是，想着一个人回去，那孤单的日日夜夜，实在太难熬了；父母问她不想上学吗，她不出声，每天躺在床里睡觉；老家学校老师打来电话佳俊也不接。就这样，没有再回去了。

  15岁的年级太小了，找不到工作。佳俊去了一个小黑作坊，糊纸壳，每天双手都被胶水粘得黑黢黢的，洗都洗不掉，又被别人欺负，天天哭，就不干了。

  等过了年，佳俊16岁了，做了一个假身份证，把岁数搞大了几岁，就进了一家制衣厂。佳俊的工作是给衣服打包装，她手脚很麻利，没一会儿就包一大堆。第一个月的工资3400元，发了170块钱，开心得不得了，兴奋得说了好几天，马上把100块钱给了妈妈，用余下的70块钱买了一些东西，特别开心。那个厂子天天上班，从来就没休息日，五一、十一都是没有假期的。在那里干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一天都没有休息。

  佳俊觉得不能那样一直干下去啊，在农村还讲究要学门手艺哪，佳俊觉得该学点技术了。就去了另外一家制衣厂，打那个扣子钮门，一脚踩下去，踩得好就好，踩得不好一件衣服就报废了，就觉得压力特别大。当个时候佳俊已经有1米60多的身高了，本来就瘦，才80多斤，做了三个月，又瘦了好几斤了，就辞职不干了。

  这一辞职不得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当时佳俊的妈妈租了一个小房间和弟弟一起挤着住，佳俊本来和厂里的女孩子们挤在工厂宿舍里一起住，但是不在那家厂子了，老板就不让住了。那是2003年，工作不好找，没有工作就没有地方住，然后就在这个老乡家住上一天，那个老乡家住上一天，到处流浪。找了半年都找不到工作，好着急啊。

  终于在一家台资厂找到了工作，是做皮具的。台资厂的制度特别坑人，佳俊至今记忆犹新。线上的管理人员经常骂人，只要有一点点事就会骂人，今天这个被骂走，明天那个被骂走，骂走的人反正都是她不希望留的人，留下了都是手脚快、做得好的。佳俊也挨骂，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得赖下去，因为不可以没有工作。其实无论如何，你总会挨骂，只要有一点点事，就会被骂。佳俊手脚还是蛮快的，虽然做的活儿有些粗糙。工作非常非常辛苦，加班到半夜12点，或者后半夜2点，每天如此；常年没有热水喝；冲凉要排好长的队；每天饭都吃不饱，饭里面还可以吃到虫子什么的； 开始的时候工资拿到600多元，后来拿到800多元，最多的一次拿到1600多元。不到18、19岁的年纪，天天关在车间里面干活，佳俊受不了，每天累得半死，躺下就昏睡过去了，特别想出去玩，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特想跑出去玩，一天假都没有，也请不下来假，佳俊就加上其他工人，矿工出去玩。一个晚上不去加班，就罚款50块，佳俊特别生气，索性第二天干脆不上班了，旷工一整天，让她罚个够。主管发现罚款对佳俊不管用就不罚了。佳俊干不下去了，要辞工，主管就开始跟佳俊讲感情，劝说她留下。因为有过半年找不到工作的悲惨记忆，心里就特别怕，再加上辞不到工，就一直干下去了。干了2年，实在干不下去了，佳俊还是坚决辞职出来了，带着5个工友姐妹一起离开了那个厂。

  佳俊终于找到了一家讲劳动法的厂子，是一家制衣厂。那个厂子加班不许超过晚上9点；星期天休息；很多时候，周六和周日双休；拿到的工资和原来也差不多。佳俊感觉自己从地狱到了天堂，开心得不得了。然后就有大把的时间了嘛。有时间了，佳俊却茫然了，不知道拿这大把的时间用来做什么。佳俊就想：以后干点什么哪？赚了本钱开个理发店？有时间想了，就每天想这些事。一方面觉得可以在这个厂子做下去，因为挺轻松的嘛；但是又觉得这样做下去没什么意义。这就是生活吗？三点一线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啊？

  因为周末有了空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佳俊接触到了位于广州番禺的一家为打工者服务的公益机构。刚开始听老乡提起这家机构的时候，佳俊不相信，觉得一定是骗人的，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别人怎么叫佳俊都不去。后来被拉着去了一次，觉得不好玩就没有再去。主要也是因佳俊那时迷上了上网，每天都去网吧上网，跟那些陌生人聊啊、骂啊，觉得很好玩。后来上网的乐趣淡化了，2005年过年的时候，满街死气沉沉的，佳俊实在没地方去，就又去了一次那家公益机构。

  最终吸引了佳俊兴趣的是这家公益机构2005年搞的母亲节活动，佳俊觉得特别有意义，后来就经常去了。每次机构工作人员发信息邀请佳俊去参加活动，佳俊往往把一个宿舍的姐妹都动员去参加。越参加越觉得有意思。

  日子就那样过着，佳俊已经在这家讲劳动法的工厂打工2年多了。有一天，公益机构的负责人问佳俊是否想来机构实习，如果实习期满可以正式参加机构的工作。这是佳俊没有想过的，当时在厂里工作，工资一个月1000多块钱，还有休息日，在父母和亲朋眼里是份不错的工作。佳俊犹豫了很久，最后选择了做全职实习生。

  实习生的工资一个月只有600块钱。工作中需要用电脑，但是佳俊从来就没有摸过键盘，她自己花钱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电脑培训。每天上午去学习电脑，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在机构上班，甚至现学现卖回来就给工友上电脑课。佳俊一个月工资600块钱，自己花450块去学习电脑，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家人都觉得佳俊脑子有问题。佳俊没钱吃饭，就每天去父母那里蹭饭吃。爸爸说：“你天天在我这里吃饭，你这么大了，你没赚到钱给我，还天天在我家吃饭”。那时候是2006年，佳俊20岁了，她对爸爸说：“你知道吗，18岁之前都应该是你养我。我16岁就出去打工，我在厂里吃饭，没在你这里吃饭，所以，16岁到18岁该给我吃的饭这两年要补回来。”

  2012年3月，做为发起人之一，佳俊和另外一名女工在广州发起成立了一家 “女工服务中心” ，免费为附近的女工提供各种文娱服务，包括图书报刊杂志借阅、电影放映、羽毛球和围棋等文体活动，以丰富女工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女工们如果有各类困惑，也可以来这里和工作人员聊一聊，进行咨询。

  2013年，女工中心接触到了工友集体维权的事件，从3月到7月，位于旧水坑工业区的多家企业的员工找到了女工中心希望得到维权的辅导。

  由主要为女工提供精神文化服务到同时为女工维权，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女工的现实需求所迫。在广州，很多女工已经在这里打工10多年了，最长的有20年了，由“打工妹”一转眼变成了40多岁的面临退休的中年女性，最紧迫的是要在退休之前拿到15年的社保。尤其是现在，很多企业面临搬迁和关闭，工人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很多企业和当地村委会是有连带关系的，租用了当地的土地，甚至是某种形式的合营，在这种情况下，女工处于绝对弱势。女工的优点是：为企业付出了青春和血汗，是她们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还有就是，工人的人数众多；女工的劣势在于：不懂法律、恐惧心理和无所依靠。

  为女工维权，佳俊心里没把握，甚至充满恐惧。没有家人的支持、没有社会大环境的支持，只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在一起挣扎。女工非常无助，在维权中被分化、被解雇、被调岗，如果佳俊她们再放弃对女工的辅助，女工就更没有人管了；在这过程中，维权的女工中也出现各种状况：出内奸、不团结、打小算盘、退出、见风使陀等等，让人倍感心寒和备受打击；在维权过程中有些女工所反映出来的勇气和正义感也给了佳俊巨大的精神鼓励。

  佳俊平时很少在朋友圈和群聊中出现。我找她私聊，她或者回复只言片语或者保持沉默。而有一天，她主动找我聊天，她说她太压抑了，以前躺下就入睡的她，已经多日失眠。帮助工友维权受到打压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感觉自己完全无力给工友姐妹们一个交代。佳俊的头脑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出很多很多画面：小时候很孤单也受了很多苦，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能够解释自己一直以来的那种不安分和反抗；从小家里有好吃的都是给爸爸和弟弟，父母大多数时间只把弟弟带在身边，小时候就觉得委屈，但是却没办法找到概念去表达，后来终于有一天对父母说，你们这是重男轻女很不公平，也因此当丈夫主动照料家务和做饭的时候自己一下子就接受了他，也因此对女儿很放纵和宠爱；第一次去公益机构参加活动，从来就没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过，连介绍自己的名字都在发抖，也许就是那样一个机会、那样一种平等和尊重让自己看到了社会和人生的另一面；……这么多年支撑她的是慢慢在她心中发育生长出来的一种生命价值和社会承担。此时，丈夫和女儿都入睡了，她一个人躺在黑暗中，那种无力感让她的内心也被黑暗和压抑所填满。同时，佳俊知道，明天太阳升起，她还将继续，因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15岁就辍学了的小女孩了。

  “2014年10月3日上午，去丽英家访谈和蹭饭。丽英是广州S厂的女工，像丽英这样的女工，S厂有6000多个，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做为丽英这个个体，没有人可以替代她的个体经历和体会。丽英住在广州番禺大龙街茶东。我打了摩的到了丽英家附近的小广场，然后丽英从家里出来接我。穿过狭窄的几乎只容一个人穿行的巷子，我们来到丽英住的出租屋。一路走来，石板路面是干净的。到了丽英家，我们两个边摘菜边聊天。”——吕途

  丽英于1972年出生在四川广元的农村。1989年，丽英初中毕业。当时丽英的爸爸在供销社工作，正好赶上供销社内招，这样，丽英初中一毕业就去供销社上班了。

  丽英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丽英的妈妈在2000年的8月份去世，从妈妈生病到妈妈去世，丽英的爸爸始终没告诉丽英妈妈的真实病情，等妈妈去世以后，丽英才被告知，妈妈得的是皮肤癌。给妈妈看病花了七、八万，丽英那一段时间每个月开了工资之后只留下生活费，剩下的就全部寄回家给妈妈看病，到妈妈去世的时候，丽英还欠着2万元的债务。

  第二年，2001年的正月，弟弟又去世了。2000年8月之前，丽英的弟弟一直在电子厂打工，妈妈去世之后。丽英的弟弟回去照顾孤单的父亲。到了腊月，弟弟开始有感冒的症状，在附近的小医院没有看好，就去了一家大一些的医院，一检查就说很严重，必须换肾。换一个肾当时说要20万，医生还说，即使换了肾，也或者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成为植物人。家里那么穷，医治妈妈的病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丽英的爸爸就说：“放弃了吧！” 从医院出来后没到半个月，丽英的弟弟就走了。就这样人就没了。

  从1989年开始丽英在供销社工作，开始的时候一个月才70块钱。因为是一份正式工作，就从始至终坚持干着。当时消费低，一个月只花20块钱，还可以存下50块钱。

  1995年的时候，供销社搞承包，当时时兴承包，丽英承包了供销社，每个月上交2000元。做了2年，竞争太激烈了，没有货、也没有周转资金，一个月也就能挣到500多元，。一直干到1997年就不干了。

  丽英的老公1999年4月份来到广州，丽英2000年5月份也过来了。2002年进了S厂。丽英对初到S厂的情况记忆犹新，当时天天上班、天天加班，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开始的时候能挣到900元就不错了。不过当时消费也低，吃一顿饭才花五毛钱、一块钱。

  刚进厂那阵子，车间里边比现在松散多了。上班的时候大家嘻嘻哈哈的，可以聊天，也没有人催着赶任务，你做了多少就是多少。不像现在，上班说两句话都不行。

  2012年前后，广州的打工者逐渐知道了关于社保可以补缴的事情。打工之初，大家都没想到会一天天、一年年积累下来，一下子就在异地他乡打工10多年、甚至20年。等积累到了这个年数，才萌生了相应的意识，一种非常朴素的得到应得的待遇的意识。对于丽英这样年龄的工友来说，补缴了社保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以后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没有社保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老无所养。所以，丽英她们争取社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很大的。2013年7月份，几个积极分子写了一个补缴养老保险的说明，愿意参与补缴的就签字盖章，女工们彼此通知。经过2个月的努力，动员了1200多个签名。

  9月份的一天，10多名争取社保补缴的积极分子约好了8点半在厂长办公室旁边集合，好一起去找厂长。女工们走到有领导护门的打卡机器旁边的时候，被领导发现了，领导发现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女工不是这个部门的，就询问她们要去干嘛？丽英她们说，去问一下工厂长怎么补缴养老保险。就这样一个回答，就让领导慌张了，和保安一起把女工们全部拉到会议室，把门反锁了，不准出来，也不准其他人进去。估计领导从来就没遇到过员工任何主动的行为，慌了手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样一个时间段，还没有到8点半，陆续赶来的其他女工发现伙伴被关起来了，也慌了。就造成了各种误会。被关起来的女工直接给工厂长打电话，说：“我们被软禁起来了。”工厂长过了半个小时以后赶了过来，他50多岁，平时对员工们很和蔼，这样一个时间段就发火了。他说：“你们这样子不信任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应当像一家人聊天一样地去解决。你们这么做就没有办法解决了。”丽英她们说：“知道厂里可以给大家补缴社保，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时间期限，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之内拿出补缴办法。”双方僵持不下，丽英她们同意等一个月的时间，到时厂方拿出补缴方案。

  但是，一等就等到了第二年，2014年1月15日，厂方的补缴方案下来了：从2002年以后开始补缴，分三年补完，第一年补2年，第二年补2年，到第三年把剩下的全部补完。女工们不满意，要求一次性补缴。双方僵持不下。

  从4月份到7月份，女工们多次来到社保局请求帮助，都没什么结果。2014年7月18日这一天，丽英等女工们再次来到社保局。女工们在那里耗了一天，什么结果也没有，还做了出格的行为，比如，把门堵住，不让工作人员出去吃饭。女工中有一位到2015年就满50岁了，如果从2002年开始补缴，她到退休的时候也不够15年，就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了，女工们希望社保局能要求公司优先解决，给她从入职之日期补缴社保，但是厂方不同意，社保局也站在厂方一边，有女工悲愤地说：“是不是跳楼才可以获得赔偿？”这时有人说：“跳吧，跳了也赔不了多少，10万元都拿不到。”几个女工真的爬到那个栏杆上了，幸好窗户是全封闭的，没有出事，社保局的人还报了警。女工们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对的，这些事情如果你们监管得力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如果是一家小厂你们监管不到位还能够理解，我们这么大一个厂，达到过一万多人，大家都没有买保险，你难道不知道吗？”最后，社保局的人还是被这一系列的行为触动了，到了晚上，社保局的人就把厂里的人叫来了，工厂长和那个管人事的都过去了。厂方给这些不安分的女工一点儿特殊的待遇：和其他人一样的地方是“分3年补齐”；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如果离厂，就一次性补清”。并且要求丽英这些去社保局备案的20多人签一个同意这个约定的协议。就是说，对于厂里其他6000多名员工，从2002年开始补缴，3年补齐，中途离厂就不给补缴了，这个已经在厂里公示了。而对于这20多名去社保局备案了的女工们，就给予“特殊”待遇，也是3年补齐，但是如果中途离厂，会在离厂的时候一次性补齐，为避免这20多人再提出异议，厂方要求她们签署一个同意这个补缴方案的协议。

  提到备案，丽英她们受尽折麽。她们去稽查科申请备案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你过了两年追诉期，不收！”后来用快递的方式把申请邮寄过去，他们就只好收了。然后给我们回复，写的是：“过了两年追诉期，自己去跟厂里协商。”

  厂方和社保部门一直利用一个“2年追诉期”的法律条文，让女工们觉得：法律已经规定了，如果超过2年没有去追讨，那么就不可以再追讨了。让我们一起看看法律原文。2004年12月1日施行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是这样写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法律条文是严谨的，这里写的是“不再查处”，并没有说“不可以追缴”。

  说到法律、说到执法，再看看工友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说自明了。工友们无所依靠。

  7月21日，社保稽查科的工作人员来到S厂，希望给买社保未超过2年的员工补缴入职后的社保，但是，在厂方阻挠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厂方的安排下，只允许那20多个在社保局备案了的女工们和厂方签订上面那个协议：3年补齐2002年以后的社保，如果中途离厂将一次性补缴完成。

  对于这个结果，丽英这些比较积极主动的女工们非常遗憾。丽英她们希望厂方给大家一次性补缴完成，即使不能一次性补缴，也希望所有员工都能够获得“中途离厂将一次性补缴完成”的承诺。而现在，这有她们不仅没有达成第一个目标，对于第二个目标也之后极少女工得到承诺并签署协议。丽英觉得又内疚又无奈。当初丽英动员其他女工和她们一起去备案，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根本原因是怕出头以后受到报复，还有就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里，觉得有其他人出头去处理问题，如果有结果，所有人都可以沾光。

  据丽英观察，现在厂里的货都在往外移管，还隐隐约约听到一个风声，好像最近这两年订单都会移走，那时候这里就剩不了多少人了。如果那样，到时候如果没补齐社保的人们就补不齐了，走了就走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丽英她们在7月21日那天希望厂方和所有员工都签那个协议，但是，厂方只肯和丽英她们这20多个人签，不管其他人。丽英她们心里不忍，但是不签又担心这1年多的努力白费了，6000多人的心都是散的，丽英她们实在无能为力。当厂方人事经理说：“我们签协议现在是针对你们这几个人，不是针对全厂的，你们要签就签，不签就不签……”丽英签了，虽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获得了权益的保障，但是心中充满了挫败和遗憾。

  去社保局备案的20多位女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厂里管理部门的报复，对性格比较暴烈的就报复得严重一些，对丽英这样比较温和的就报复得轻微一些。丽英以前在产线上做“拉头”，相当于副拉长，也叫多能工，就是说，这个人可以做这个产线上的任何一个工位。丽英觉得做拉头挺累的，订单、表格、材料投入、生产日报、排加班等等都由她一个人做。这些本来就应该由拉长做的，但是拉长让丽英做，丽英就必须做。现在，算是对丽英的一个报复，不让丽英做拉头了，丽英反而觉得轻松了，就做一个工位就行了。以前做拉头，稍微出一点什么事哈，组长就跑过来训斥一通。所以，丽英认为这个报复不算是报复。不像菊兰和老赵，菊兰被不停地换岗，老赵被罚不许加班。

  丽英在S厂打工这么多年，早就觉得上班很烦很烦。反正一上班就低着头在那里赶目标、赶目标，赶到下班就走人，就是那样。丽英说：“我们那个工作有什么乐趣？没有一点乐趣！天天上班就是拿着货在那里穿线，就是低着头在那里穿！” 现在就遇到因为争取社保而受到报复，丽英就更觉得上班很烦了，很想一下子走掉算了，但是转念又一想，干吗要急着走啊，赖都赖了那么多年了，自己安慰自己吧。

  丽英她们2012年左右就听说社保可以到厂里补回来，当时不懂具体该怎么做，一个是不敢行，还有就是自己什么都不懂。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和外界接触。下班回来就是煮饭，看一下电视、玩一下手机，就睡觉了。放假了也就是出去买个菜就回来了。

  以前丽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明明清楚自己吃亏了，但是也就算了；即使过后知道别人忽悠你，但是忽悠了就忽悠了，也就算了。经过了这一年，丽英感觉自己懂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不要只看到自己眼跟前那么大一点天，而看不到其他的；要看得要远一点，要出去见一下市面啊，社会挺大的；遇到事情要大胆一些，敢于去问敢于去找；不管怎样，只要去说了、去做了，多少都还是该有收获的。丽英说：“如果不是为了那个社保，我就晕头晕向过一辈子啦，就过去了。这一年，很多波折，为利益去争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这个经历，觉得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么多年了，一直住在出租屋里。丽英已经在现在租的这个房间里住了6年了。现在房租200元，电费很贵，一度1块5，家里什么都用电，煮饭、电视、冰箱，一个月电费至少150元。

  以前经济比现在困难，2000年的时候，丽英给妈妈治病还欠了2万多元的债务。这些年一年年地攒钱，总算有了些积蓄。丽英的丈夫打两份工，一份是送报纸，另一份是送快递。每天早上，丽英的丈夫4点钟就起床了，去拿报纸送报纸。等送完报纸，有时候9点多，有时候11点多，回来休息一会儿、吃个饭，再去送快递。

  夫妻两人开始打算在农村老家盖房，后来改变了想法，打算在广元市买房。去年（2013年）听说每平米4800元，后来又听说房价垮了，降到每平米4200元。如果买，丽英她们打算买个97个平方的，因为她们只有一个儿子，买了也还是为了儿子。丽英的妹妹准备在成都买房，建议丽英也去成都买，所以，丽英她们还在犹豫。据说成都偏远地方的房价是每平米4600元，市中心的房价肯定太高了，丽英她们不会考虑的。如果在成都买房，可能对儿子和孙子的将来有好处，毕竟发展的空间可能要好一点、大一点。

  过几年退休了，丽英打算回老家。如果儿子结婚有了孩子，就给儿子带孩子，或者找一个适合老年人做的工作，不喜欢闲着。

  徐芳：女，山东人，1969年出生，1998年到北京打工，曾做过餐厅服务员、卖菜卖水果、摆摊卖鸡蛋煎饼，平时爱好文学唱歌写作，一家三口曾长期在北京靠打工为生。

  早在1998年，从山东在北京以卖煎饼为生的徐芳，写下了这首《煎饼之歌》的诗。这朴拙的语言，学院派的诗人们是断然瞧不起的，却是打工者最真实的情感，是最有力量的表达。

  12年之后，徐芳还在经营她的煎饼铺。皮村打工博物馆的展柜中收藏了她的几首诗，扉页上用红笔写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徐芳的这首《煎饼之歌》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之一，在艺术节上也被朗诵过。1998年，徐芳从山东来到北京，在一个小区门口支摊卖煎饼。十年过去了，她还站在这个摊子后面。《煎饼之歌》的文字异常简朴，甚至有些笨拙，但却将打工生活最真实的一面体现出来。